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。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珍贵载体，包括传世典籍、出土文献、物质遗存等。其中，出土文献主要指商周甲骨文、金文和战国秦汉简帛、玺印、货币、陶文等材料，广义上还包括历代石刻、敦煌和吐鲁番文书等。深入阐释出土文献中的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资源，是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基础性课题。

  先秦及秦汉时期，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。这一时期的国家经营管理、民本政治思想等，都在出土文献中有所体现。

  在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，是郑州商城、安阳殷墟之外发现的商代地方性甲骨文。学界认为，这里曾经是一处商代中心聚落，是商王朝管理东方的重要据点。

  西周早期涉及“伐东夷”的保卣、旅鼎等铭文，进一步佐证了周王朝翦灭“薄姑”和“东国五侯”之事。而分封以征伐见长的姜子牙来到山东半岛并建立齐国，也是出于控制“东土”的需要。

  1977年，青海上孙家寨发掘出汉晋墓葬127座。其中出土的“汉匈奴归义亲汉长”铜印，表明墓主人是匈奴人。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。在陕西、内蒙古等地，人们发现了“汉匈奴呼卢訾尸逐”“汉匈奴栗借温禺鞮”“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”等印章。这些印文中出现的匈奴姓氏、职官，大多可以和传世文献对读。

  汉代还对羌、鲜卑等部落首领赐印，如新疆出土的“汉归义羌长”羊纽铜印、甘肃出土的“汉率善羌长”骆驼纽铜印等。这都是古代中央政府对周边实行“羁縻”政策的例证。

  此外，在西周重器大盂鼎、大克鼎铭文中，有周王要求盂、克等贵族“朝夕入谏”“谏乂王家、惠于万民”的记载；在春秋晚期的秦公镈铭文中，有“协龢万民”的训告。

 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《管仲》篇中有“五纪”，和传世《管子·幼官》篇里的“五纪”“五事”含义相通，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“富国在民”的民本思想。

  殷商甲骨文中，常见有关“受禾”和“受年”的占卜内容，即卜问某地是否会有好的收成。在亳鼎、师卫鼎、绅鼎等西周金文中，还有周王对大臣进行“赐禾”的记载。这说明商周王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。

  1980年，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陕西华阴的华仓遗址。利用出土的“华仓”“京师仓当”等瓦当文字，研究者确定此地即为《汉书·王莽传》所说的“京师仓”。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顶级规模、功能最齐全、设施最完备的西汉国家粮仓遗址。

  通过居延、敦煌出土简牍记载，学者得以考察出汉代边境谷仓和粮食配给制度。其流程大致是：各部向候官提交吏卒花名册，候官据此计算配给量并制作总账。每月中旬，候官配给各部食粮，支出时有“谷出入簿”，支出总量与总账计算量相等。食粮从候官运至各部，再下发至燧，吏卒领取后签有收据，收据簿每月晦日送交候官。事无巨细的简牍文书，将偌大的汉王朝紧密联系起来。

  考古学界确认，河南安阳殷墟有多处手工业作坊。根据甲骨文中“司工”“尹工”“百工”“多工”等词语的记载，学者推断殷墟的手工业生产采取类似军队的左、中、右编制方式来进行管理。

  秦都咸阳附近发现不少带有“咸亭”印章戳记的陶器，由此还可探索有关手工业商品的市亭制度。从陶文来看，商品制造时标记某地市亭，表明它是在该地市场合法出售的。市亭是当时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，负责稽查市场秩序、向商贾收取市税。

  此外，作为大一统的帝国，汉朝十分重视货币及其政策。不合规制的货币，在汉简中被称作行钱、行金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记载：“金不青赤者，为行金。”行钱、行金虽有耗损，但仍可正常流通。这恐怕是汉初的无奈之举、权宜之计。

  1993年，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簿籍简牍，记载有汉代的上计制度、行政建置、吏员设置、官吏迁除以及户口、垦田等相关信息，再现了汉代地方行政实践的方方面面。

  除了具有公文性质的古文书，出土文献中还有一些“私书”，也具有社会文化意义。在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家信中，11号木牍是在淮阳作战的军人黑夫和惊问候家人、索要夏衣和钱的书信，6号木牍是惊给衷的书信。

  敦煌藏经洞保存有一批中古时期民间社邑的文书，内容有社条、社历、社牒状等，对于研究敦煌基层社会组织有很大意义。

  有研究者利用敦煌文书概括出12种家庭结构。其中，父母及未婚子女构成的“核心家庭”在安史之乱前占六成以上，安史之乱后则减至不足四成，单身家庭和其他家庭剧增，足见战争对人口增长、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破坏性影响。

  上古时期，统治者倡导劝农、考牧。这些涉及战略物资的示范行为，影响到后代基层官民的社会活动乃至民间信仰。

  上世纪50年代，在陕西眉县发现的盠驹尊和之后发现的三件达盨盖、作册吴盉等西周青铜器铭文中，都有关于“执驹”礼的记载。据郭沫若先生考证，这是古代“考牧简畜”制度的有力证据。

  周家台秦简有一组“祀先农”简，记载了普通民众年底在粮仓边祭祀先农（神农氏）的过程：腊日当天，用牛肉、酒祭祀；次日，再拿出种子，用豚祭祀。简文中对祭祀仪式流程、动作、咒语等皆有详细说明。

  在甲骨文中，有很多“习刻”，即练习刻画文字的痕迹。在敦煌文书中，也能见到练习书法的纸片。这些文字练习作品中，还有一些是师父刻写一遍、徒弟在旁临摹的，属于最早的“字帖”。

  北京大学汉竹书《仓颉篇》现存86枚竹简、1300多字，是迄今所见保存状况最好的西汉《仓颉篇》传本，较多保留了秦本原貌，是秦汉时期文字教育、传播的重要文献。

  睡虎地秦简《为吏之道》和岳麓书院藏秦简《为吏治官及黔首》是专门为训练官吏编写的“宦学”教科书；命途多舛的熹平石经、正始石经和大量碑刻，也是古代典籍或书法教育的样本。

  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，包括儒家、道家思想文献。这一墓葬主人或许是“东宫之师”，所以相关文献很可能是当时贵族教育的范本。

 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也有大量儒家文献，对于研究儒家学说的生成、发展有推进作用。比如，借由清华简中“书”类文献原始文本的外部信息，重新总结归纳《尚书》各篇的定名及序次规律。

  一些出土文献还佐证了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历程。明熹宗天启五年，西安郊外发现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”，碑文长达1780字，碑侧刻有古叙利亚文。

  此外，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数量极其可观，其中有很多赞美诗。这是高昌回鹘时期摩尼教兴盛的线年代，福建晋江草庵遗址内发现了一尊摩尼光佛像，其头部题记包括“至元五年戌月四日记”等文字；草庵前有摩崖巨石，上端横刻“劝念”二字，其下竖刻四行“清净光明，大力智慧，无上至线字，落款时间为“正统乙丑九月十三日”。这说明，摩尼教还曾经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有传播。

  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、环境保护的意识，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。通过出土文献，能够正常的看到古代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线索。

  睡虎地秦简《田律》记载有“春二月，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”的法律条文，可谓历史最为久远的“山林保护法”。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还记有“伐木”的良日、忌日信息。

  甘肃悬泉置遗址发现有汉代墨书《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》，明确写着孟春时节“禁止伐木”、仲春时节“毋焚山林”的条文。东汉时期的居延汉简中，也常见上级要求基层官员检查“吏民毋得伐树木”的文书。

  在秦汉时期的中央和地方职官系统里，设有专职管理生态环境的官员。睡虎地秦简《秦律杂抄》有官职名为“园”，出土汉代印章中有“漆丞之印”“常山漆园司马”，显然是专门管理漆树园种植、生产的官员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巴郡、交趾设有“橘官”，汉封泥则有“严道橘丞”，说明这类官员已遍布全国各地。

  现在可见的大量汉代铜镜上带有铭文，多是押韵的吉语。常见有“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饮玉泉饥食枣”等语句，描绘的是仙境中长寿者“饮泉服枣”的生活状态，表现出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理想。

  近几十年来，出土文献不断涌现，其保护和研究工作取得长足进展。目前，相关研究的范式、方法和成果已从古代“金石学”传统中脱胎成独具中国特色和现代性的学术体系。出土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中华文明、中华智慧十分广博，对新时代推进“第二个结合”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，值得继续挖掘研究。（完）